校庆欢聚时，大家说得最多的话题，是回顾过去校园生活中同学老师间的种种故事。今天，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迎来了建院50周年庆。记者听到不少发生在美院名人身上的逸闻趣事……

　　邱瑞敏被中年妇女吓哭了

　　在讲这些逸闻之前，得先听听上大美院院长邱瑞敏讲讲校史，他是上大美院的第一批学生。

　　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同颜文梁创办的苏州美专及山东大学艺术系合并，成立了华东艺专，校址设在无锡，后迁到南京，改名南京艺术学院。上海曾经拥有的多所艺术院校相继迁走或停办。上海的高等美术教育出现了一段时间的空白。直到1959年3月5日，上海中国画院（筹）附设中等美术学院（老校友都称之为“老中专”）成立了，这便是上大美院的前身。同年9月，该校改名为“上海美术学校”。1983年，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在上海美校的基础上成立。

　　邱瑞敏是1959年3月，带着红领巾走进“老中专”课堂的。“刚开学，心里非常高兴。素描大厅里摆满了各种各样古希腊和罗马的石膏像，拉奥孔、阿波罗、维纳斯、酒神，还有大卫的手、脚、眼睛等等，真叫人目不暇接。后来才知道，这些石膏像都是颜文梁先生从法国带回来的。素描大厅里还播放贝多芬的交响乐，走进教室宛如跨进了艺术殿堂，一切显得那样神圣。”

　　当时学生只有60个，师资力量却非常强。上国画课的老师都是画院名家，如江寒汀、唐云、程十发、陆抑非、郑慕康、俞子才等；素描老师是孟光；水彩画老师是李咏森；色彩学、透视学老师是颜文梁；解剖学老师是雕塑大师张充仁；书法老师是白蕉……同学们都极为用功。每天6点钟起床后，宿舍里就没有人了——都跑出去画速写。他们常常到四周的泰安路菜场速写。有一次，一名四十来岁的妇女看到邱瑞敏在画她，非常生气地抓住邱瑞敏，当众破口大骂，说他把她的灵魂画走了。“我被吓哭了。”邱瑞敏笑道。

　　“洋派”的老师

　　1963年，浙江美院毕业的陈家泠被分配到上海美专。他是当时最年轻的教师，和学生差不多大，经常赤脚和同学打球。“我这个乡下孩子到了上海美校，一切都感觉到非常新鲜。”陈家泠回忆道。学校在原来圣约翰大学内的“韬奋楼”，西式的建筑，碧绿的草坪，还有一棵几个人才能合抱的大树，显得非常洋派。环境洋派，人也洋派。很多老师是留洋归来的。给陈家泠印象最深的是俞子才先生，西装笔挺，皮鞋锃亮，雪茄烟呼呼，吞云吐雾，风度翩翩。就连国画老师应野平也是西装革履。“这种氛围同浙美完全不一样。”

　　说到俞子才老师，1980年入学、如今也是上大美院老师的韩峰忍不住补充道：俞子才抽烟从不抖烟灰。他有本事从头吸到尾，烟灰成为弯弯的一根，就是不断。他示范画国画，亲安闲砚台里磨墨，边上放着一个洗笔用的小缸。画完了，砚台里的墨刚好用完，砚面干干净净，更为神奇的是，小水缸里洗笔的水也是干干净净！

　　雕塑大师张充仁对解剖学的知识让1965年的毕业生丁荣魁记忆犹新。他说，上张充仁的课是一种享受，他可以把人体结构说得如此清晰，除了他学术上的功力，大概与他一口本帮话也有关，抑扬顿挫，不紧不慢，口齿清楚，句句入耳。记得有一次张充仁居然纠正了医生对X光片的误读，为他的太太免去了腕部的开刀之苦。

　　吴大羽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油画家和美术教育家，但在当时他是“不合时宜”的，受到冷落。1960年，上海美校把他从家里请到了学校任油画系教授。但他没有固定的课程，只是在某个单元结束时，才请他来指导。或者学校有什么学术活动，他身体好的话，也会应邀参加。吴大羽从不在人前画画，画完的作品也从不签名。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他坚守自己的现代艺术观念真的非常不轻易。吴大羽坐三轮车付钱时，本来说好5角，他往往给三轮车工人1元，手一挥说：“不要找了。”

　　俞云阶老师的刮刀让同学们很害怕。每当他看到画油画的同学画得不好，或者只是追求细节而疏忽整体感时，就会上去用刮刀把画刮掉。有时候学生几乎要完成习作了，就这么被他刮掉，真是“哭也哭得出来”，交不出作业就没有成绩！他边刮还边说：“叫你钻局部！”到如今，这些曾吃过俞云阶老师刮刀“苦头”的同学们纷纷感激俞云阶的刮刀，让他们在艺术的道路上没有走偏。但同学们也曾“作弄”过俞老师。有一次，俞云阶示范画油画时，有些自得地对学生们说，他现在用的金土黄颜料是进口的，一笔下去就是几角钱（这在当时是非常贵了）。下课的时候，淘气的学生偷偷把俞云阶挤在调色板上的进口金土黄颜料刮走，换上国产金土黄。毫不知情的俞云阶在接着上课时，蘸着掉了包的金土黄作画，依然振振有词地分析着这个“进口金土黄”效果是多么地非同平常。同学们的笑再也憋不住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美术教育独尊苏联画风。上海美校里见识过世界绘画艺术世面的老师总是力图让学生多开眼界，领悟到更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油画家凌启宁回忆说，当时同学们画油画都是用“苏派”的扁头笔进行色块的塑造，画法雷同。一次静物课，周碧初老师提了两只沾满彩色纸丝的兔子灯走进教室，我们都惊得叫了起来，这怎么画。周碧初老师说：“不要怕，你们好好看看，感觉一下，想想该怎么画。”第二天，他拿来一幅自己画的“兔子灯”示范作品，还带来一把圆头的、尖头的油画笔分送给学生。上海美术界注意追求个人风格，追求艺术格调，即使在当时创作“红色题材”作品时，也“潜伏”着艺术的追求，这样的艺术和学术氛围相称程度源自于这些“洋派”的老师。

　　花鸟画大师江寒汀上课不讲什么大道理，今天画梅花，他就在黑板上画给学生看，花瓣怎样的，花蕊怎样的，枝叶怎么样的；明天画菊花，同样如此讲解分析。每次上课几乎有一半时间在画示范稿。他把所画的示范稿都发给学生，从不收回。学生就照着画稿训练。但有一次上课时，江寒汀问学生们：“我给大家的画稿都在不在？”大家都说在啊。他又问：“有没有少掉？”因为画稿太多了，学生们也搞不清。江寒汀就说了：“你们把画稿放放好，现在荣宝斋里有一些稿子是我在学校里画的。”可能因为当时学生们拿到先生的画稿很方便，就不甚爱惜，随意地借给了外人，以致出现了有人把画稿卖给荣宝斋牟利的怪事。但江寒汀没有责怪学生，只是很随意地提了一下。1962年，学生张培础应征入伍，他壮胆向3位老师求画以作纪念。几天后，郑慕康、应野平老师各赠他一幅扇面，而江寒汀先生却因身体不适几天没来校上课。临近出发的日子，江寒汀拖着病体来到学校，当着同学们的面为张培础画了一幅芍药花。参军第二年，张培础从同学来信中获悉江寒汀先生去世的消息。

　　　　　　　　　　　　　　　　　　　　　邱瑞敏（左一）与同学在农村

　　　　　　　　　　　　　　　　　　　　上大美院油画系同学在一起作画